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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新闻双选题

2016-05-18    来源: 《大学生》杂志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男生,干嘛采访我呀?”

采访中,孙浩然不时会问这个问题。

孙浩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2012级本科生,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数据库分析、概率论、数理统计、C-程序设计、

随机过程、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统计软件应用……

这些光听名字就令人发怵的专业课,

他几乎门门满绩,各项荣誉奖学金轻松夺冠。

除了纯数理领域的专业课,他还成功获得了新闻学专业的副修名额,

面对着比本专业同学多近一倍的课程,

他常常是刚编程写完统计学的大作业,

就立即要出发到校外完成新闻课布置的采访。

采访他的当天,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

我们先在北外绕了一圈,又跑人大吃了中午饭。

话题从学业谈到生活,从相声说到电视访谈,

眼前这个理科男生涉猎广泛,兴趣颇多。

尽管有四年修读220学分的学业压力,

他仍活跃于校园媒体、统计调查协会等社团组织。

他说:“数学是简洁优雅的,统计是踏实朴素的,新闻是理想情怀的。”

大四,孙浩然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最高荣誉“吴玉章奖学金”。

 

上专业课可是一个体力活

说起初到人大时的情形,孙浩然记忆犹新,人大卧虎藏龙,不管做什么,总有人更胜一筹:说学习,会有人更聪明;论弹琴,隔壁寝室可能就住着一位世界冠军;讲运动,很多同学都参加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圈围观下来,孙浩然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学生,把专业吃透了是正事,别的可以慢慢补。” 采访时,孙浩然打趣说,大学前三年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就是重复了三年高三,每天都是不停地做题、计算。

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孙浩然几乎每堂课都是第一个到教室,专业课必坐第一排,一个半小时的课,全程聚精会神地紧跟老师的思维步伐。无论是课堂笔记,还是课下作业,从内容到格式,这位处女座小伙儿都格外认真、严谨,不容忍任何一个瑕疵。

上专业课有时甚至是个体力活。人大的课程安排紧凑。“八点到九点半,十点到十一点半,十二点到一点半,两点到三点半,四点到五点半,六点到七点半,再加上辅修,就七点四十到九点十分。”像报数一样,孙浩然麻利地吐出一串数字,“休息都得见缝插针。”

孙浩然大学三年保持着每学期3.95的高分绩点。问及学习的窍门,他憨厚地一笑,坦诚除了多下功夫,确实没有捷径。“我之前的数学老师说,数学存在的意义就是筛掉那些不努力的人。数理面前,天赋或许管用,但努力必不可少。”

说到双学位党的辛苦劳累以及半途而废,孙浩然深有同感,但是一想到“自己做出的选择,不能自暴自弃,一定要坚持着走完”,小伙子就满血复活,像走马灯一样连轴转了起来。对于副修专业的经验,孙浩然说:“诀窍全在课堂。”

“新闻副修难度不大,就是要求有想法、能写。所以课程作业一般当堂完成,课下的时间还是多分配给难度较大的统计专业课学习。要说苦,最苦的还是考试周。”每到那时,身边统计专业的小伙伴如临大敌、叫苦不迭,而孙浩然不光要应付专业考试,还有副修考试的考验。

最惨的一次,是一天连排三门考试,上午从八点开始,孙浩然甚至提前半小时交卷,好赶到下一个考场,参加第二场考试。“不提前交卷也行,第二场考试的老师会多等半个小时到十二点,可下午两点还有考试,中间还要吃饭午休。”所以十一点半准时交卷后,孙浩然草草吃了几口饭,小睡一会儿,一点半不到就出门,参加一天中的第三场考试。

 

新闻副修打开另一扇窗

孙浩然其实是一名非典型性理科生,他自小就非常喜欢语文,着迷于语言的魅力,闲暇时不是听一段相声,就是跑到楼下报亭买份报纸读读。在众多的版面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评论版,他觉得评论很有意思,能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力。如果评论中有激烈交锋,他看得更过瘾。

在兴趣驱动下,孙浩然大二时报名新闻学院的副修课程。经过层层选拔,他获得了当年新闻学院仅有的5个新闻学二学位副修名额,于是他戏谑自己是“统计新闻实验班”的。

孙浩然的新闻评论课是和新闻法学实验班的同学一起上课,在他看来,这些同学接受过严密的思维逻辑训练。课堂上满场打嘴炮,两边的人会对着吵,一场场争辩让孙浩然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

在孙浩然眼中,与数理绝对的对错不同,新闻只有不断逼近现实的复原。在事情哪怕都有了定论的时候,也要给反方一个发言的机会。“不是要颠倒黑白,而是要更好地达到新闻的平衡。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进步。”

新闻副修让孙浩然与社会亲密接触。“我现在学习的统计学方向偏数理,其实是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的,新闻的副修课把我从思维的殿堂拉回现实。”频繁的新闻采写作业让他的主战场从实验室、写字楼切换到污水没膝的茅草房、漫漫黄沙的戈壁滩、贫困的小村庄,他所面对的对象也从西装革履的论坛发言人变成蓬头垢面的农民工大叔。

随着对新闻的兴趣愈发浓烈,他报名参加学院院刊、学校校园媒体,陆续成为院刊校报的主力骨干。有事件即去采访,有来稿立即编辑。多项的选择带给他不同视野,开阔的眼界让他胸怀更大的格局。

在两个学科的思维跳跃中,他锻炼了严谨的思维逻辑,另一面也在观察记录着社会运转的不同侧面。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统计是方法论,新闻是世界观。”复合的知识背景促使孙浩然有更多的思考。

借助新闻副修的背景优势,孙浩然积极参与社会调研,将掌握的统计方法应用到多个不同领域。他用统计学方法给不同城市的宜居程度进行“量化打分”,论文《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研究》获得了当年“创新杯”的特等奖。论文中有两大创新特点:一是采集数据的来源,除了来自统计年鉴的传统型数据,还注重了互联网上每个城市每个参与者贡献的数据,即不可“人工干预”的大数据型数据;二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在确定评价体系各指标权重时既继承了传统体系问卷调查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相对重要性,又运用了层次分析法最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这样既避免了研究人员主观臆断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又保证了该体系中各指标符合普通居民对生活城市的期许。

孙浩然与新闻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同学组队,完成了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他们以“农村癌症信息在新媒体中的传播”为议题,奔赴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他们走街串巷,发放问卷,采访当地从医人员……从数据的抓取到结果的分析,孙浩然的统计知识得到了充分运用,小组所撰写的调研报告获得了2015年创新杯竞赛的二等奖。

扎实的统计专业基础,让孙浩然写的新闻评论很有特色。一次,孙浩然偶然在校报上看到了一篇针对高校招聘设薪金最低门槛现象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取消薪金低于两千企业的进校招聘资格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切身利益。孙浩然对此不以为然。在一篇课堂作业中,他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有效”概念,对其进行了驳斥:市场本来就应该高、低薪企业平衡存在,让能力有差别的学生实现不同层次就业。如果校园招聘限制低薪企业,能力稍差的学生竞争不过能力强的,他们该去哪里找工作?此外,有些企业会为了进入校园招聘会,虚报薪水水平。如果真从学生利益出发,应该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招聘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单位。

这篇课堂习作,老师给了孙浩然19分,扣掉的1分是因为文中的言辞有些过于激烈,“但想法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做好大学这道多选题

大学是道多选题,学不学、学什么都首先要认清自己,再坚持努力。专业、副修,孰轻孰重;学业、学生工作,谁先谁后;娱乐、休息,该作何安排……所有的选择,都要自己做出。不光是求学过程的多选性,其实站在大学校门的出口,往往也有多条路径:考研、出国、就业,究竟路在何方?

在孙浩然眼里,所有的多选有时只是单选。他分析说:“时间精力是有限的,选择一个必然意味着放弃其他,能做的就是谨慎选择,但选了就要承担,不管多辛苦,也不能轻言放弃,更不能因为丧失了另一个选择可能带来的快乐而懊恼。”

毕业前,孙浩然选择了保研北大直博项目。“我报的是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的直博项目,面试的内容是做一篇外文的文献综述,之后会有老师提问。文献会在考试之前送到考生手里。”面试前一晚,打开刚刚送到手里的一沓材料,孙浩然发现共有五篇文献,前两篇篇幅短小,十多页,最后一篇最长,四十多页。“全部都是我研究领域之外的内容”,当机立断,孙浩然选择了最长的,“因为短小的一定会有很多人选。”

文献由40多页的英文书写,内容是陌生的研究方向,一个晚上的时间,孙浩然不仅需要梳理清文献脉络,还要思考考官老师可能会问的问题。“那天晚上真是又冷又饿又孤独,每看一页我就想放下,不确定感、压力感都有,但还是硬撑着看完,投入进去就好多了。”第二天,果然只有孙浩然选了最后一篇文献之外。最终,他成为了四个直博生之一。

当被问及有没有考虑过直接工作,孙浩然说:“与去业界工作相比,我更适合科研深造,后者更有趣些。”这是他从银行、互联网公司的实习经历中得来的结论。当然,科研之路并不轻松,从保研面试的激烈竞争中就能看到,某种意义上来说,面试就是未来科研之路的缩影。

在孙浩然眼里,所有的多选有时只是单选。他分析说:时间精力是有限的,选择一个必然意味着放弃其他,能做的就是谨慎选择,但选了就要承担,不管多辛苦,也不能轻言放弃,更不能因为丧失了另一个选择可能带来的快乐而懊恼。

 

 

招聘会设门槛是个昏招

/孙浩然

某职业技术学院为举办的企业招聘会设置门槛,初始月薪低于两千五百元的企业,不允许进校招聘。参会企业中有四十家因达不到要求,被拒绝进场。校方解释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学生利益,提高招聘效率,这初衷无疑值得肯定,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校方的这一做法非但不能达到目的,相反,这实在是个昏招。

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任何自由交易的市场总会在供需双方的价格平衡中达到“帕累托有效”(即供需双方再也没有同时改进自身状况的余地,市场资源配置达到最优),高校的人才市场自然也不例外,招聘本来就应该是企业与毕业生之间通过薪资这一杠杆进行互相选择的过程,是人力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招聘、应聘双方通过自由的交流、竞争、谈判,最终确定自身在供需市场中的角色,达到帕累托有效,实现毕业生“人尽其用”、招聘单位“价有所值”。

但是,一旦这种帕累托平衡被市场以外的调控因素打破,市场参与的双方利益都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在高校招聘中,如果校方将招聘单位的入会门槛提高,带来最现实的损失就是就业竞争力弱的学生可能找不到工作,提供薪资水平低的企业可能招不到人才。

即使跳出理性的经济学思维,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意识到,那些低薪资的职位往往并不需要从业者具备较高的素质,这样一刀切地将低薪职位拒之门外就意味着残忍地剥夺了低素质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笔者认为,如果所谓“保护学生利益,提高毕业生与招聘单位双向选择的效率”的代价是让自己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让那些根本不需要高薪的职位招不到人才,那这样的“保障利益、提高效率”不要也罢。

从逻辑上看,校方的做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按照校方的观点,不看市场需求只是一刀切划条标准,凡是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就应该取消参会资格,那将这个思路推广开来,作为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显然不如人大,那教育部是不是也能划一条标准,凡是人才培养能力不如人大的学校一律取缔呢?教育部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它看到了不同层次的学校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退一步讲,即使招聘会按照这所学校的标准进行下去,也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方面,招聘单位可能会为了挤进招聘会虚报薪资水平。因为校方的门槛只是口头约束,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一旦用人单位挤进招聘会招到人才后,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挤压实现承诺的高薪资以收回成本,这样一来,保障学生利益的初衷就变成了一纸空话,学生利益反而遭受了损失。

另一方面,能力低的学生找到高薪工作是对资源的浪费。按照基本的供需逻辑,低素质的毕业生就应该获得低薪水的工作,这一规则被强行打破带来的后果是“奖懒罚勤”的投机思想,这是对用人单位利益的损害。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