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杂志社官方网站

赵卯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2015-03-18   来源: 宣教之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使在校大学生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最终激发起广大青年学子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热情,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上述目标能否真正实现、落到实处,最终还得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否取得实效、为人民谋得利益。令国人欣慰的是,越走越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在实践中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全体中国人民从中切切实实找寻到了幸福依托。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社会与自然有“相似”性,即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时,唯物史观又揭示出社会不同于自然,因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规律的产生及其发生作用的条件就是人们的自觉选择性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种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恰恰映现出各民族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内在融合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形式的特定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把《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运动的具体形式和具体道路的描述生硬地照搬到俄国等其他地方的机械论做法。如果“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正当学者们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众说纷纭、争吵不息之时,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中写道,《资本论》中论述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形式的理论并不能被用来论证俄国的情况,俄国农村公社究竟是其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还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简言之,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不要以为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途径将会同西方一样,不要以为东西方有一个统一的发展途径或模式,也不要寄希望于在经典著作中找到关于东西方普遍有效的社会发展途径的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现有的实际,选择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即“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即使是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途径。否则我们就会在错综复杂的发展途径和社会模式目前失去自我,迷失方向,走向失败。
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曾说过,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在谈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前景和革命道路时就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既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那么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更为明确地指出:“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作为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价值——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形态。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认同是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各民族国家对本国民族历史文化及现行制度的认同与认可,对自身优秀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毋庸置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全球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也竭力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行塞给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新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拥有了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而且也已经拥有了世界性的文化霸权。”所以,我们必须从观念上打破“西方中心论”思维定势,确立一种以今天的国家民族之“我”为主,以改革创新为路径,以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认同和高度自信为取向的文化意识。就此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排除各种文化盲目性的干扰。其中,“一种是无视民族主体,以所谓‘现代性’和全球化为理由的‘终结论’:仅仅把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遭遇归结于传统文化,却看不到一直寻求民族振兴的力量来自何处,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将止步于现代化和全球化;以为要融入现代世界的主流,就要把眼光向外,追随西方;对于西方,尽管看见那里的某些‘果实’很美,却不知道这些果实出自怎样的文化之‘树’,有怎样的生长条件和过程,就要直接‘移植’过来,不管‘水土’如何。这种把‘非中’‘西化’当作最终出路的思想,当然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无缘,却无异于古人摒弃过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卯生)